——读《家族、土地与祖先》有感 （高晨博）

　　《家族、土地与祖先》是由美国著名汉学家易劳逸教授所著的一部研究近现代中国社会的著作。该书自面市以来就获得众多研究近现代中国史的读者的认同。与传统的主流学派主要是通过研究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演变来分析近现代中国社会所不同的是，本书主要通过研究经济基础变动、社会形态发展、精神层面嬗变来分析近现代中国社会。本书为我们研究近现代中国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也对我们当下的发展有诸多启示意义。

　　在《家族、土地与祖先》一书中，作者将研究的起点上溯至16世纪的明朝，并在全球史的视野下重新审视了近现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历史逻辑。易劳逸认为，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有与西方的碰撞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内部因素发展变化的结果，所以作者说：“永远也不要再说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是一个'永恒停滞'的国家了。”早在16世纪中国社会就开启了具有近现代化社会特征的转变。“这个时代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历史阶段的开端，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中国的经济领域开启了商品化和货币化进程，对外贸易得以发展，传统社会阶层划分被打破，民众书写能力得以普及，人口得到迅速增长，这一切在接下来的两百年及更长时段里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帝国的社会面貌。”这些因素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书认为，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变迁在现代化早期不断加速，主要原因还是来自国内。中国社会自16世纪以来越来越明晰的商品化、货币化和城镇化进程，发展到19世纪中期已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本质变化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商人的权力和声誉都有所提升，拥有财富而不是受过儒家教育，即便不是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首要要素，也是重要要素。然而，19世纪中期以后推动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主要力量无疑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接触。

　　中国社会在现代化早期的“变”虽有重要意义，但是相对于中国社会过去百年间发生的技术、机构和政治变迁，其传统社会文化方面的特性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比如作为“中国社会秩序战略核心”的家庭主义(或家族主义)仍旧盛行。中国人社会行为的三大特点，即强调社会等级和身份、重视“关系”和“要面子”直至今天这些依然是中国人的显著国民性。“变”的是物质层面的，“不变”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层面。中华民族正是在不断求“变”的过程中坚持 “不变”本性，中国社会才没有偏离正确的轨道，并迸发出澎湃动力。

　　本书的第一章讲到人口的增长与迁徙，自1400年到1850年，中国人口增长了六倍，然而1850年中国人均的耕地面积却仅为1400年的三分之二，人地矛盾空前激化。在农业生产技术没有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扩大耕种面积成了必然的选择。然而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和正确的引导，围湖造田、烧山开荒、毁林造田等无序的造田运动愈演愈烈。无序的造田必然也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1400年以来洪水、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显著增多就是大自然对人类无序开发自然的惩罚。这对我们当下如何开发利用自然，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有很好的启示意义。习总书记在考察长江所讲的：共抓长江大保护，实现发展高质量，也为我们镇江如何开发利用长江等自然资源也指明了道路，即在坚持保护的前提下，实现科学有序的开发。随着人口增多，城市扩张，人地矛盾必然会越发突出，而耕地又是人民安身立命之本，在贯彻国家耕地必须保持18亿亩红线的政策前提下，提升农业科技水平提高亩产值，坚持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提高工业单位面积产值也成为镇江发展的必由之路。

　　本书第二章讲到中国社会的家庭和个体，家庭是‘中国社会秩序的战略核心’，家庭主义是‘中国社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任何社会类型的根本所在’。是的，家庭对中国人来讲是根，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源。 从‘落叶归根’、‘父母在，不远游’、‘家和万事兴’等等饱含浓浓亲情的语言中可以体会到中国人对于家庭的重视。书中也讲到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普及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步提升，女性逐渐成为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为我们当今社会如何维护好家庭关系，保护女性等弱势群体提供了思路。

　　本书第三章讲到了民间信仰，即神鬼祖先都是中国人所敬畏的，也讲到民间信仰的社会作用以及被不正当利用时可能会导致的灾难。我国正在建设精神文明社会，习总讲：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是的，

　　有信仰的民族才是有生命力的民族

　　；有信仰的民族才是有凝聚力的民族。我们政府应当努力引导人民树立崇高的信仰，包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近年来镇江的经济发展遇到了瓶颈，很多看衰镇江的声音也出现了，习总书记2014年视察镇江时为镇江加油打气，“镇江很有前途”的殷切嘱托为我们树立了信心。马明龙书记主政镇江以来多次强调镇江会跑起来，镇江会实现大发展，也极大的增强了镇江人民的信心。在前有目标，后有追兵，目标越来越远，追兵越来越近的严峻形势的当下，如何进一步调动镇江市民的信心、鼓舞人民斗志是政府必须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本书后面七章主要通过对近现代农业、农民贫困化、新型工商业的兴起、新社会阶层的诞生来综合论述了近现代中国的一系列变化。但是，由于清朝统治者没有能适应经济和人口的变化而推行相应政策并建立新机构，清廷统治者未意识到朝廷应该在推动社会化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而是固执的认为朝廷的职责就是征税、维持秩序和维护自身权力。清廷的这种不变显然不能适应社会的变，这也为清廷的最终灭亡埋下了地雷。党的十八大吹响了改革的最强音，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期、攻坚期、改革的深水区，只有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变革不适合社会发展的生产关系，才能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镇江发展也面临着诸多问题，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但是只要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直面问题，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最终我们必然会实现产业强市的愿景。